格雷格·肖（Greg Shaw），澳大利亞查爾斯·達爾文大學（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CDU）名譽教授，曾任查爾斯·達爾文大學教育部主管和教育學院的創始院長、巴切洛學院（Batchelor Institute）副主任，專業領域涵蓋數字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農業教育、技術與科學教育、專業發展、成人教育、遠程教育、在線學習、農村教育以及土著和跨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

　　格雷格·肖教授與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學術機構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有廣泛合作。他曾2次參與農教中心的評估，并曾任農教中心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為農教中心的政策和運作提供建議、指導和支持。

　　過去25年間，我多次訪問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以下簡稱“農教中心”）成立30周年之際，我回顧了與中國人民、與農教中心以及和其他機構合作的經歷，分享我這些年對農村教育與治理產生的理解、誤解和批判性反思，以及與農教中心的友誼和聯結，并以此來展示我對中國、中國教育及農教中心工作的認識。這皆源自我的反思，并不代表他人或與我相關的機構。

我與農教中心

　　孩提時代起，中國就深深地吸引著我。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亞，關于中國的信息并不多，只有一些報紙文章和電視報道。我早期對中國文化的體驗也很有限，大部分來源于鎮上的中餐館，在那里我享受中國的美食，還學會了用筷子。直到后來，我真正站在中國的土地上，才知道自己吃的中國菜是“澳大利亞口味”的粵菜。多年來，我對中國許多不確定的假設都因為來到了中國而改變。

　　我是一名退休學者，擁有超過35年的大學工作經驗。我帶的第一個留學生就來自中國，我很喜歡與他分享我對中國的看法，也從我們的談話中學到了很多。2001年，我認識了農教中心時任副主任王力。他當時正在我所在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們經常聊起中國，他鼓勵我去中國看看，說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了解。他說的一點沒錯，我非常感謝王力邀請我參加2001年9月在河北省保定市由農教中心舉辦的“面向21世紀：農村發展技術培訓國際研討會”。

　　雖然我已經不記得研討會的很多細節，但與優秀人士的相遇和眼界大開的經歷都歷歷在目。當時，我參觀了農教中心，看到了其所做的工作。我還看到中國正在迅速發展，中國人熱衷于與我聊天，都很樂于助人，我們和睦相處。

　　中國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4年共同設立農教中心。最初，農教中心位于河北農業大學對面的大樓里。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我有幸多次訪問位于保定的農教中心，參加會議、研討會、培訓課程，還參觀了中國的農村社區、考察了教育設施、拜訪了農民和當地居民。

　　農教中心積極與農民交流互動，我還親身體驗參與項目，同項目中的工作人員和當地人交流互動、建立聯系，這很美妙。到2000年，農教中心已經組織了約30次農村教育講習班、研討會和培訓課程，接收了來自太平洋地區、非洲和歐洲的400多名學員。

　　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請我編寫一份關于農教中心的評估報告。在編寫這份報告的過程中，我更深入了解了農教中心的活動，并與許多工作人員進行了交談。我發現，農教中心的工作十分全面，不僅參與各種研討會和會議，還為農村教育研究和公共出版物作出貢獻。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再次邀請我與普雷姆·卡薩朱（Prem Kasaju）一起完成另一份關于農教中心的報告。

　　我見證了農教中心舉辦的多個重要活動。2003年，我參加了在保定舉行的國際農村教育研討會，這是一次以農村轉型為重點的創新研討會，來自28個國家的200多名代表圍繞農村轉型交流互動。隨著這些活動和會議的舉行，農教中心的國際聲譽逐漸增長，朋友圈愈發壯大。

　　我與農教中心的合作讓我擁有了更多在中國工作的機會。2013年，我受邀前往新疆師范大學學習。此后我多次訪問新疆，并參加了各種會議。我還為新疆師范大學的6名教育學碩士生開設了在線課程，每周我在達爾文，學生們在烏魯木齊，通過視頻上課，課程持續了一個學期。據我所知，這是新疆師范大學第一次舉辦在線遠程教育活動。其中一位名叫劉亞（Liu Ya，音譯）的學生已經完成了博士學業，現在是新疆師范大學的一名學者。

　　在與農教中心的合作過程中，我結識了許多杰出人士。第一次見到周作宇教授是在新疆師范大學，當時，他在那里擔任副校長，也是現任農教中心主任；曼蘇·艾哈邁德（Manzoor　Ahmed）智慧超群，畢生致力于提升人民和社區的能力來實現減貧。曼蘇與菲利普·庫姆斯（Philip　Coombs）合著的《農村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全面探討了教育在支持農村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作用；我曾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事處的教育項目專家珉·比斯塔（Min　Bista）共事，他也在不斷地支持著農教中心的工作；我深深記得庫圖布·汗（Qutub　Khan），他雖然已經去世，但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無畏的工作者，一直致力于農村教育；我第一次見到周南照教授是在保定，他善良、令人欽佩。

　　這些年來，農教中心的很多人都幫助過我，為我提供了很多來中國工作的機會。

關注教育的本質問題

　　我的研究領域之一是批判性反思實踐。這是一種對個人和專業發展特別有用的方法，也是一種寶貴的研究技巧。批判性反思實踐要求實踐者保持開放的心態，收集數據，并根據其他數據和信息來源對其進行調查和測量。該方法強調批判性思維、辨別力和理解力，在修改或應用新方法時尤為如此。它有助于了解個人所處的環境和參與的工作，并借此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在農教中心的工作運用了這一方法，試圖了解與工作相關的各種環境和人物，并將自己置于其中，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事物。

　　在游歷和體驗中國的過程中，我使用批判性反思實踐來看待中國。得益于在農教中心工作的機會和經歷，我對中國的發展歷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親眼看見教育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使他們擺脫貧困、實現經濟轉型、提高生活和社區能力。最近，我有幸編輯了一本將由農教中心和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書，書中詳細介紹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

　　中國過去7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在扶貧方面的成就舉世矚目。中國的教育一直是解決農村地區群眾，特別是邊緣人群和少數民族困境的核心推動力。在中國，全民教育正在穩步推進，而農教中心是促使該愿景實現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不僅僅是脫離生活的知識和技能，更是生活和人性的核心。有時，我們只注重傳授知識，而缺少了對人的思維訓練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培養。世界和中國都在迅速變化，21世紀要求人們掌握適應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所需的能力，技能必須在教育中加以重視，包括終身學習、創新、數字素養，以及生活和職業技能。學習和創新技能側重于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協作和溝通，促進解決復雜問題和適應新情況的能力；數字素養技能涉及技術的使用和信息的管理，強調媒體和信息素養以及信息技術技能；生活和職業技能包括適應力、自我導向、社交和跨文化技能及責任感。這些技能讓個體在獨處、社區和職業環境中做好準備，茁壯成長，并能夠在多種多樣且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取得成功。隨著農教中心工作的進一步推進，中心完全有能力促進教育系統和教育過程的調整，并重點培養這些技能。

　　此外，社會中仍然存在不公平現象，弱勢群體仍舊存在。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了大量工作，提供解決教育不公平問題。農教中心完全有能力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這需要繼續發展和改革教育和培訓方法，關注個人和社區的需求。

農教中心與教育治理

　　我想討論的最后一個話題是教育治理。前面提到，我參與了對農教中心的兩次評估。此外，我還在不同階段擔任過農教中心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為農教中心的政策和運作提供建議、指導和支持。在查爾斯·達爾文大學和其他機構工作期間，我還擔任過管理和領導職務。這些經歷令我對機構治理和管理有了一定的了解。

　　對于國際組織來說，能力強、影響力大、成員經驗豐富的理事會非常重要，理事會必須將國內外議程和情況相連。農教中心擁有充滿活力和積極參與的理事會，并且一直保持獨立運作。農教中心搬至北京師范大學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能獲取北京師范大學的支持，可以充分使用這些資源。國際伙伴網絡始終對農教中心的發展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教中心必須繼續提供自下而上的反饋機會，傾聽當地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的聲音。

　　設立農教中心的目的是通過國際研究、開發教育方法、促進全球農村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合作來推動農村教育。中心創建知識交流網絡，協調研究活動，提供專業知識、資源和培訓設施。此外，農教中心還組織國際講習班，提供研究獎學金，傳播出版物，以支持其項目和實現更廣泛目標——促進全世界農村教育。

　　農教中心參與農村教育發展的30年，值得紀念和慶祝，也是時候為未來工作打下扎實基礎了。今天，世界和人們的教育需求在不斷變化，尤其是農村和偏遠社區以及其他邊緣地區的需求仍需重視。我堅信，農教中心能夠勝任即將到來的任務，也希望能繼續有機會協助這項支持中國和國際農村教育的工作。（作者系澳大利亞查爾斯·達爾文大學名譽教授）